本文原为《观书辨音：历史誊写与魏晋精英的政治文化》（徐冲著，北京大学出书社2020年出书）一书 “前言”。

这本小书真正体贴的问题是：我们智人（Homo sapiens）为何云云贪恋已往？

自然，作为受到神圣誓言约束的历史学从业者，对这一问题的回覆不能过于直白。在这本三百页的小书中，我实验通过形貌魏晋精英若何借由多样化的历史誊写实践流动修建政治文化，来靠近上述问题或许并不存在的谜底。至于这番迂回又拙笨的表明能否感动智慧女神，就不得而知了。

这是我关于“历史誊写”的第二本书。八年前出书的拙著《中古时代的历史誊写与天子权力起源》曾运用这一研究视野，在纪传体王朝史与天子权力结构之间存在对应关系的理论设定之下，考察其中若干意识形态装置的天生与消亡。书中思绪主要来自我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魏晋南北朝史偏向修业时代历久受到的制度史熏陶，某种意义上是以制度史的问题意识代入史学史领域举行考索的效果。不外本书并未延续类似的研究路径，而是希望能在更为基本的意义上探索“历史誊写”作为一种研究视野的可能应用。正文八章由三组围绕特定文本的系列研究组成，分别为“献帝三书”篇、《续汉书·百官志》篇和《劝伐河北书》篇。三个篇章刻意对应于史学史、制度史与民族史三大研究领域，考察工具也均非新出或者稀见，现实上都是相关领域学者十分熟悉的经典质料。“历史誊写”的视野事实可以给历史学研究带来什么差别？与学界既有的熟悉与思绪可以形成怎样的对话与互动？这样的方式或许会比前著所着力的“无中生有”（见罗新先生为《中古时代的历史誊写与天子权力起源》所作《序言》）更有说服力。下面先对各篇章内容举行简要先容，再略谈方式论上的熟悉。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谓“魏晋精英”，并非机械对应于曹魏西晋王朝甚至三国两晋的精英阶级，而是试图在提出一种逾越王朝框架的长时段历史分期的前提下，以之指称一个具备稳固内在的历史主体。虽然霸权性历史分期的理论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但若认同阎步克先生所说“后见之明”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则虽难免“倒放影戏”之讥，根据一定尺度提出特定角度的历史分期假说，对我来说仍是深具魅力的智识事情。

“魏晋精英”对应的历史分期，起始于2世纪末东汉王权的溃逃，终结于5世纪中叶南朝主体性的确立，其间履历了这一历史主体登场、全盛与亡命的完整历程，或可以“漫长的魏晋”名之。就谱系而言可追溯至东汉后期清流士人的魏晋精英，在以儒学意识形态再造天子权力结构的历史潮流中推动了曹魏、西晋两大王权的先后建立，修建了具有鲜明特质的政治文化。纵然在永嘉乱后部门精英被迫亡命至江南地域以建康政权与华北“五胡”国家相抗，“魏晋式”的意识形态仍在其中连续施展着作用。或者不如说在南朝主体性得以建立之前，魏晋精英于亡命阶段的种种显示，反而使得我们可以对其政治文化举行更为完整的考察和解读。正如田余庆先生展现的东晋门阀政治之“反常”，有力推进了学界关于中国古代皇权政治之“常态”的熟悉。

“献帝三书”篇聚焦于3世纪上半叶三部以汉献帝为题的作品，即《献帝纪》《献帝起居注》和《献帝传》，讨论甫登历史舞台的魏晋精英对“时代之史”的誊写。在周全搜集相关佚文的基础上，首先考察三书的内容、体例与旨趣等基本问题。厥后对汉魏之际的两大历史誊写运动举行了重点剖析。其一是以荀彧为代表的清流士人若何通过《献帝起居注》的创制与撰述再造天子权力结构，其二是曹魏王权若何通过《献帝传》的誊写正当化其天子权力起源之路。犹如献帝与曹操的关系所象征的那样，二者之间既有相容与继续的一面，又存在内在的主要与冲突。后者组成了建安十七年（212）荀彧之死的潜在靠山，也导致《献帝起居注》于汉魏禅代前夕为曹氏一方强行终止。献帝时代史的誊写在禅代完成后逐渐被“建安时代史”所笼罩，呈现为曹魏王权之“国史大纲”的单一面相。

然而故事并未就此结束。第二章的“余论”部门《颠倒之旅》指出，范晔《后汉书》所见以“非曹”为基调的献帝叙事，在史源上可以追溯至孙吴王权所主导的献帝时代史誊写。但在西晋灭吴完成南北统一后，这些不见容于曹氏态度的敌国听说之辞，反而因“尊晋”的政治需要在洛阳精英中获得了更大的流通舞台。陈寿以《三国志》而非《魏书》的形式誊写汉末三国史能够获得朝野一致的一定，也应该纳入这一脉络举行明白。厥后习凿齿《汉晋春秋》发其端，范晔《后汉书》定其谳，“非曹”之势终至于不能逆转，将曹魏王权定格于“汉贼”的历史像。

第三章的考察工具与“献帝三书”并无直接关联，但在方式上颇有可比之处。差别于“献帝时代史”这样的远大主题，本章选取了东汉中期的一位小人物冯良。其事迹在范晔《后汉书》中以附传形式泛起，只有短短百余字，但同样可以展现出汉晋以降的长时段中，历史誊写文本发生因袭、歧变与反哺的庞大历程。值得注意的是，孙吴精英的东汉人物誊写在其中饰演的异类角色，也为范晔所努力吸纳。

《续汉书·百官志》篇聚焦于3、4世纪之交司马彪所撰《续汉书·百官志》，讨论全盛时期的魏晋精英对“制度之史”的誊写。《续汉书·百官志》是关于东汉官制的焦点史料，但其“史学性”的一面历久未能获得学界重视。第四章首先展现了这一作品的基本体例，即由源自东汉“官簿”的正文部门和西晋司马彪所作的注文部门配合组成的复合结构，两个部门在文本的内容和面目两个层面均判然有别。进而运用这一熟悉，在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对其书的“郡太守”条和“太尉”条举行了历史学意义上的文本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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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同时指出，司马彪以如是形式撰成的《续汉书·百官志》，具有鲜明的《周礼》模拟意识，与执着于沿革叙述的两汉官制撰述传统形成了伟大断裂，是魏晋时期以儒学意识形态再造天子权力结构这一历史运动的典型显示。而人们之所以对此书原本的体例结构与撰述旨趣置若罔闻，是缘于厥后萧梁刘昭为《续汉书·百官志》作注时对其文本面目举行了周全革新，并在撒播历程中彻底取代了单行的司马彪原书。我们正可由此窥见南朝主体性的建立若何终结“漫长的魏晋”。

魏晋精英创制的《百官志》誊写，与以《汉书·百官公卿表》为代表的东汉主撒播统刻意保持了距离。不外在新莽末东汉初成书的王隆《汉官篇》中，已然可以发现某种以制度撰述举行历史誊写的旨趣。第六章推测《汉官篇》对汉代官制的系统性叙述背后，可能存在某一详细时期的制度蓝本，并通过对州牧、太傅和大司马相关内容的讨论，将其断限落着实王莽上台辅政平帝的最初阶段。这一差别于东汉建武政权选择“元始故事”的制度誊写倾向，以及王隆的河西窦融团体身世，可能也决议了《汉官篇》在东汉历久的湮没无闻。

《劝伐河北书》篇聚焦于5世纪初谢灵运所撰《劝伐河北书》，讨论江南亡命阶段的魏晋精英对“异族之史”的誊写。这里的“异族”主要指称4世纪初西晋国家溃逃后百余年间在华北活跃的诸“胡”族及其所建政权，即习称的“五胡十六国”。第七章指出《劝伐河北书》虽然未能在那时现实促成宋文帝发动北伐，但连系晋宋之际的若干质料来看，其中关于“异族之史”的历史熟悉与意识形态仍可视为魏晋精英政治文化的典型显示，值得重视。

第八章由此转入对“五胡”称谓这一经典问题的考察。文章从五胡十六国的内部视角转移至东晋南朝的外部视角，指出包罗著名的“五胡顺序”故事在内，“五胡”称谓现实出自“五胡时代”行将结束时，亦即晋宋之际的建康精英，在义熙年间刘裕两度北伐乐成后流传愈广，与那时恢复中原可期的乐观情绪互为表里。看似指称“五胡”王朝依次而起，实则表示与之对应的四大非汉人群，即“胡”（狭义用法，泛指匈奴系人群）、鲜卑、氐、羌气数已尽，出于建康一方的新王者即将崛起并重返华北甚至完成天下一统。

既然云云，为何宋元以降的主流熟悉是将“五胡”明白为匈奴、羯、鲜卑、氐、羌五族，并与源自北魏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的“十六国”之称无缝对接，以“五胡十六国”将西晋至北魏之间的华北诸政权一举席卷呢？第八章“余论”部门推测这是北朝精英引入源自建康一方的“五胡”一词后，以自身的历史熟悉填充其中并在隋唐时代得以发扬的效果，恰与南北朝时代的政治历程遥相呼应。

看过以上简介之后，也许不会再有读者误会本书为一部“史学史”研究之作了。我体贴的工具并非史学史视野中的“史家”与“史学”，而是历史上所有的行动者及其声音。以上所述魏晋精英于2世纪末至5世纪中叶这一“漫长的魏晋”时代所睁开的多样化历史誊写实践流动，涉及时代之史、制度之史和异族之史三个差别维度。介入主体从司马彪、范晔、谢灵运这样的经典史家/文士到王允、荀彧、曹操、刘裕等成熟的政治人物，从汉魏之际的清流士人到晋宋之际的建康精英，从曹魏、孙吴到东晋、刘宋，精英小我私家、社会团体与王权层面尽数包罗在内。其形式既可显示为《献帝起居注》《续汉书·百官志》《劝伐河北书》这样的完整作品，也可以是类似冯良事迹、伏后诀别献帝、“五胡顺序”故事这样的情节文本，甚至类似“五胡”称谓这样特定的修辞片断亦可成为剖析工具。罗新先生将傅斯年昔时的名言“历史学只是史料学”颠倒为“一切史料都是史学”，指出应当“把所有文字都看作一种史学写作”，“如剖析一部史著那样去剖析其作者、读者和写作目的，而不是简朴地认定为某种‘客观史料’”。本书正可看作是对这一旨趣的开端践行。

在2016年的一篇小文中，我实验突破历史学的头脑界限，在对人类社会行为的普遍性通知中对“历史誊写”举行界说：

就犹如“历史”一词既可以指已往发生的事情，也可以指对已往发生事情所举行的纪录与叙述，“历史誊写”同样也可以在狭义和广义两种层面上举行区分。狭义的“历史誊写”，指成形的、可见的史学作品；这一意义上与传统史学史的研究工具存在很大重合。而广义的“历史誊写”，可以明白为一种即时性的人类行为，即人们在行动之际无时无刻不在脑中对与己相关的已往举行明白和形塑，以此获得现实行动的正当性与安全感。

某一历史誊写作品，肯定是复数的和连续的历史誊写行为，层累到一定水平后的效果。笔者所说的“对昔人的历史誊写”举行研究，某种水平上可以界说为，由狭义的历史誊写作品（可见的、成形的、静态的），剥离、剖析和回复出广义的历史誊写行为（不能见的、复数的、动态的）。在这一意义上，“历史誊写研究”未必只限定于中国中古史甚至中国古代史领域，其问题体贴毋宁说是人类学式的。

这里引入了作为一种头脑流动的“历史誊写（广义）”观点，强调经由种种加工后的历史信息，组成了所有小我私家——固然不仅是历史学家——赖以生存和行动的主要资源。事实上，若是追溯至人类头脑流动最为基本的单元“感受”，这一结论在生物学意义上仍然是可以建立的。神经科学家蒙特卡斯尔（V. B. Mountcastle）有言：“中枢神经元对于神经纤维来说饰演着说书人的角色，它从不是完全忠实的，允许对质量和器量的变形。……感受是真实天下的摘要而非复本。”埃里克·坎德尔（Eric R. Kandel）进一步指出：“大脑并不是简朴地通过感受吸收原始数据并忠实地复制出来。……感受系统是一个基于假设的发生器。我们既不是直接地也不是精确地面对着这个天下。”

因此，在“历史誊写”的研究视野中，“史实”与“史学”的关系不宜视为客观与主观的简朴对立且以此为据对后者举行价值评判。换言之，既不存在脱离了“历史誊写（广义）”的纯粹“历史行动”，也不存在与“历史行动”完全合拍的“历史誊写（狭义）”。理想的“历史誊写”研究视野，在强调“历史誊写（广义）→历史行动→历史誊写（狭义）”这一基本线索的同时，对三个环节之间肯定存在的种种层累与互动亦应抱持苏醒认知。

不外以上只是一种理论推想。作为时间秩序的臣服者，人类究竟无法真正重返已往。我们所能够拥有的，只是“历史誊写（狭义）”，再由此逆流而上，方可达至对早已不复存在的“历史行动”与“历史誊写（广义）”的熟悉之境。本书以《观书辨音》为题，希望提醒的正是这一与现实发生顺序正相反动的头脑历程。英文题目Seeing Voices借用了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于1999年录制的歌曲之名。MJ此曲本为祝福聋障人士而作，让我联想到在随时而逝的历史之音眼前，所有人都同样处于“聋人”的田地。斯音已渺，不复得闻，唯有史家之法这一“幻术”能够将其可视化，呈于读者现在。在这一意义上，或许本书的旨趣更可以简化为“观音”二字。正如当我凝望封面上的步摇冠剪影时，金叶纷披之声已然于心中摇曳生辉。